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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犯與自然犯是意大利犯罪學家加洛法羅提出的犯罪分類概念。通常認為,自然犯侵害人類基本的倫理道德,法定犯則侵害國家正常行政管理秩序,是刑法在行政法領域發揮保障法作用的重要體現。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為保持社會秩序持續穩定,國家行政管理的事項不斷增多,法定犯相應地在刑法中占據日益重要的位置。要深入認識法定犯的本質和特征,精準認定法定犯。

第一,法定犯的雙重違法性增加了辦案難度。雙重違法性是指法定犯除具有一般犯罪行為的刑事違法性外,還具有行政違法性。雙重違法性是法定犯較之于自然犯最顯著的結構性特征。自然犯直接違反刑法的規定,而法定犯的違法性具有層次性,其先違反以行政管理法規為主的前置性規范,然后才觸及刑法。我國刑法中,法定犯的雙重違法性常常表現在法律條文中,如非法經營罪、污染環境罪都有“違反國家規定”的明確表述,“國家規定”就是法定犯的前置性規范。由于其對犯罪構成具有實質性影響,學者們也將其稱為構成要件的規范要素。

法定犯的雙重違法性對認定犯罪的重要影響之一,在于其犯罪構成的復合性對認定難度的提升。對自然犯而言,適用法律時進行三段論推理的大前提僅僅是刑法本身,而法定犯的大前提因嵌入了規范要素變得更加復雜。由于每個法定犯罪名基本上都對應獨立的行政管理范疇,因而每個法定犯罪名都自成體系。辦案人員辦理法定犯案件,必須要全面、準確掌握相應的行政法律法規及其變化情況。如濫伐林木罪對應的森林法規定。有的罪名如污染環境罪,除了對應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行政法律的規定外,還涉及《電子工業水污染物排放標準》等眾多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顯然,辦理法定犯案件的專業化、精細化要求遠遠高于自然犯案件。

第二,法定犯主觀罪過因與自然犯存在結構性差異而被弱化。在自然犯案件中,必須審查的影響犯罪構成的主觀罪過即故意或過失,在法定犯案件中被關注和探討的不多。法定犯的雙重違法性導致其與自然犯在主觀罪過方面具有結構性差異。自然犯的主觀罪過只對應刑事違法行為,而法定犯的主觀罪過產生于行政違法之時卻涵蓋整個犯罪行為。雖然對于法定犯的行政違法和刑事違法的區別,理論上存在質的區別說、量的區別說、質量的區別說等不同觀點,但是二者的主觀罪過是連貫一體的。我國刑法中的法定犯從行政違法到刑事違法的過渡,多是“積量”而入罪。比如,非法經營煙草專賣品的入罪標準是經營數額5萬元或違法所得數額2萬元,未達到相應標準的屬于行政違法,超過標準則質變為刑事違法。法律設定的這些入罪數量標準雖然劃分了行政違法與刑事違法的界線,但不代表在具體案件中行為人違法的量超過入罪標準時,會新產生獨立的、專屬于刑事違法的主觀罪過。事實上,行為人實施違法犯罪過程中,基本不會關注入罪標準,因此也缺少引起其產生新的主觀罪過的前提。

行政處罰法對行政違法的主觀要件要求較低,只有“當事人有證據足以證明沒有主觀過錯的”,才不予行政處罰。即行政違法適用過錯推定原則,只要違法行為客觀發生即推定當事人在主觀上有過錯,無過錯的舉證責任在當事人一方。由于行政違法主要是對行政管理秩序的違反,相關的行政法律法規是向社會民眾公開的,行政違法行為人很難主張其在主觀上連過失都不具備,所以對行政違法的處罰基本接近“客觀歸責”。

所以,由于法定犯的主觀罪過自始至終穿透行政違法和刑事違法兩個階段,行政違法對主觀罪過的要求較低,因此,法定犯主觀罪過對犯罪構成的影響大幅降低。

第三,“不知法者不免責”的原則不宜過度絕對化。司法實踐中,法定犯案件的行為人有時會以違法性認識錯誤即“不知法”為由提出無罪抗辯。理論界和實務界對“不知法”是否可以免責的觀點基本一致,即不知法者不能免責。如果“不知法”成為可以被采納的出罪理由,那么很多犯罪行為可能都無法被定罪。由于自然犯的行為人即使不明知自己的行為違反刑法,但僅憑自身的正義直覺,也足以判斷行為的非道德性。故“不知法者不免責”的原則具有合理性。但是,法定犯大多與倫理道德無關,行為人的正義直覺對法定犯相關行為的判斷、指引作用不再有效。在法定犯與日俱增的情況下,如果依然固守“不知法者不免責”的原則,對普通社會民眾可能顯失公平。為此,對于行為人“不知法”的抗辯理由,辦案人員可以審查其是否具有積極避免違法的客觀行為。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對那些原本合法,因法律被修改而變得非法的行為,應當給社會民眾留足必要的緩沖時間。

(作者單位: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四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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