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姜昊騫/文

“一個大架仔”

【資料圖】

作為一名譯者，“信達雅”的衡量標準自然是時常掛在心頭。嚴復原本講得很簡略，“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按照通常的理解，信就是“準確”，也就是譯文與原文的意義應當一致，不能有增減移謬。對于大部分文本來說，一種樸素的符合論意義觀就足夠翻譯之用了。美國數學家理查德·蒙塔古在上世紀70年代提出了一種“普遍語法”，用邏輯學家的形式語言來構建自然語言的模型。對語言哲學家來說，蒙塔古語法往往用于解釋某一個具體的語言現象，因此必須要做精確地定義和推導。

對譯者來說，這套乍看起來過于簡陋和刻意的模型恰恰是相當優雅地表達了我們的樸素直覺：世界由物體組成，詞語指代單個物體、多個物體或者物體之間的關系。于是，一句話翻譯得準不準，或者說信不信，就看譯文里講到的物體和物體之間的關系是否與原文對應。以這個易用且明確的模型為中介，源語言與對象語言之間可以建立起一座座名為映射的橋梁。我知道這不是現在走通的AI翻譯的模式，但對人工翻譯來說，蒙塔古語法所代表的意義觀依然是無可替代的底層邏輯。

不過，《龍與獅的對話：翻譯與馬戛爾尼訪華使團》這本書里講述的內容卻有一種振聾發聵的效果，在性質上類似于康德從“獨斷的睡夢”中驚醒：上一段描繪的優雅模型在一些情況下完全不適用。這種來自歷史的厚重沖擊是哲學理論難以匹敵的。哲學理論往往要么針尖繡花，要么九重云霄，要么繞場三周半，總之一個缺乏慧根的譯者總可以用“這跟我有什么關系”來打發。

《龍與獅的對話：

翻譯與馬戛爾尼訪華使團》

王宏志 /著

東方出版中心

2023年6月

但就算一個譯者再愚鈍，讀到這句話時恐怕也不會沒有觸動：“對于‘布蠟尼大利翁大架’這樣的譯法，我們不應對譯者過于苛責……但從效果上說，這件本來是英使最貴重且寄予厚望，以為一定可以打動乾隆的禮品，卻因為翻譯的問題而無法有效地傳達重要訊息，從馬戛爾尼的角度來看，這是很不理想的。”

我所受的觸動主要不在于所謂外交無小事，畢竟我不是英國使團或者滿清朝廷的人，而在于這種例子指出，翻譯中采用的意義模型有時必須加入新的參數，而一旦加入這些參數，“信”，尤其是“達”的標準就會一下子變得混沌起來。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標準本身消失了，因為王宏志教授的分析恰恰指明了所需要補齊的短板——蒙塔古主義譯者從此多了一項需要掌握的判斷技能：何時用簡單的符合論模型就夠了，何時必須切換到復雜得多的意義模型。接下來，我要結合馬戛爾尼禮單的例子來略作講述。

馬戛爾尼的目標是在平等交往的前提下為中英貿易爭取便利，為此需要塑造英國強大，英王崇高的形象，這也正是使團抵京前呈交禮單的用意。于是，單子上第一項，也是最貴重的一項禮品是著名儀器工匠菲利普·馬特烏斯·哈恩耗費30年建造的“哈氏天體儀”，拉丁文寫作Plantarum，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布蠟尼大利翁”。有一臺現藏于德國國家博物館，乍看上去只是一個大架子上擺著三個表盤，周圍有三個小的天文儀器，應該是能看到日月星辰的運行軌跡之類。事實上，乾隆派去查驗禮品的官員大體上就是這么回報的，只是像木匠一樣把大架子高九尺八寸之類的信息記錄甚詳。若要理解天體儀的神奇之處，就必須明白它是當時歐洲最新的天文觀測與理論的精確呈現，包括顯示日食與月食、土星的光環和五顆衛星、月球環繞地球的橢圓不規則軌跡等。

為了給乾隆一點科學的震撼，馬戛爾尼特地為天體儀補充了長篇的專業解釋。可惜，不僅補充進去的話漏譯了，禮單本身的譯文也極其簡陋，稱得上將“簡化”策略運用到了極致：“一座大架仔，西音布蠟尼大利翁，乃天上日月星辰及地裘[球]之全圖，其上之地裘[球]照其分量是小小的……”且不說禮品名稱的不用心，后面籠統的描述自然很難讓乾隆看到其中蘊含的奧妙，而只會讓人覺得它是中國早就有的渾天儀之類物件。難怪乾隆會認定馬戛爾尼“張大其詞，以自炫其奇巧”。

譯者的問題不僅僅在于欠缺天文學知識，更在于不了解馬戛爾尼的意圖和乾隆的知識面。簡單來說，譯文應當用不容更改的科學真理營造出不容置疑的權威光環，重點是讓乾隆意識到，馬戛爾尼背后是一個昌明強國，它擁有泱泱中國所無的知識和力量，但又愿意與大皇帝分享，以示交好之意。

“博學人里挑出來一個大博學人”

英國哲學家約翰·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給出了一個更適合分析此類現象的框架。1955年，他在哈佛大學開了一門12節的課程，講稿結集為《如何以言事》，其中第八講將言語行為分解成三個層面：話語行為、話語施事行為、話語施效行為。

《如何以言事》

[英]J.L.奧斯汀/著

楊玉成 趙京超/譯

商務印書館

2013年3月

話語行為就是發出屬于一門語言的聲音，略微推廣的話，在紙面上寫字也可以算。嚴格來說，似乎只有一個人明確知道自己在寫什么的時候，他寫下的字才算得上是話語行為的結果。《龍與獅的對話》里有一個有趣的例子。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名叫斯當東，時年13歲的斯當東的侄子也一同前往中國。小斯當東頗有語言天賦，在倫敦學過一年中文。上一節里提到的禮單中文譯本就是他謄抄的，有人評價說，小斯當東“寫中文比寫英文還要工整”。不過，他并不是一位合格的譯者，比如使團離京后，他將一份英文感謝信翻譯成中文，用負責信件轉交的時任廣東巡撫朱珪的話說，“雖系中華字書，而文理桀錯，難以句讀”。無論是謄抄還是“翻譯”，小斯當東的行為都難以算得上言語行為。相比之下，不管“長生天氣力里，大福蔭護助里”看上去如何詰屈聱牙，但元朝的硬譯是符合言語行為的標準，只是需要讀者略微習慣而已。

不過，真正給馬戛爾尼使團帶來溝通困難的地方顯然不在于言語行為層面。畢竟，使團呈交的譯文絕大部分都符合語法，所用也是正當的漢語詞匯，中國官員和乾隆都能理解文書的字面含義。上一節中主要涉及的是奧斯汀三分法中的“話語施效行為”，也就是“[說話]后對聽者、說者或其他人的感情、思想或行為產生某種影響，并且在說這些話時可能原本就有計劃、有意圖、有目的地創造這些影響。”

傳統上，這主要是修辭學的研究范疇，有時哲學家會批判過分追求效率的做法是巧言令色，偏離真理，但對身懷外交使命的馬戛爾尼來說，這些都不是問題。他就是想用語言和文字的力量打動清廷，只可惜被翻譯壞了事，完全沒能讓乾隆感到自己與英王是同氣連枝的大國君主，反而夯實了“紅毛”是海外小邦，喬治三世是“海主”的固有印象，盡管海主對應的原文是LordofSeas，最起碼也是個“王下七武海”或者“四皇”的境界。當然，從馬后炮的角度來看，假如馬戛爾尼果真讓乾隆產生了他想要造成的印象和情緒，那使團大概就不只是徒勞無功，就連能不能平安離開中國都成問題了。這便涉及到了“話語施事行為”。

奧斯汀在講座中的界定比較簡單，就是“我們以什么方式和在什么意義上‘使用’言語”。從分析哲學的標準來看，這壓根算不上一個定義，因為正如奧斯汀本人指出的那樣，短短一句話里用到了“意義”和“使用”這兩個臭名昭著的含混詞匯。不過，對應到這次龍與獅磕磕絆絆的對話中，這個概念就具體化成了一個問題：馬戛爾尼交上去的文書是國書還是納貢表文？

從馬戛爾尼的立場來看，他自然是在遞交國書，《龍與獅的對話》中對原文和譯文做了精當的對照分析。比如，原文羅列了馬戛爾尼的頭銜、使命和履歷，懂英文的讀者會感受到一種類似《權力的游戲》里龍媽頭銜的感覺：“喬治·馬戛爾尼子爵閣下，利森諾爾男爵，大不列顛王國樞密院成員，最榮耀的巴斯騎士團騎士，最古老的皇家騎士團白鷹騎士團騎士……曾代表朕出使俄羅斯宮廷，曾治理朕在東方與西方的若干極大領地，曾任孟加拉總督……”縱使乾隆君臣不了解其中提到的部院、職位、地域都是什么意思，至少能夠直觀感受到對方在努力抬高自己的身價。

但在清廷看到的譯文中，馬戛爾尼卻仿佛是一個跑腿的小官：“從許多博學人里挑出來一個大博學的人（指馬戛爾尼入選倫敦皇家學會一事）。他從前辦過多少大事，又到俄羅斯國出過差，又管過多少地方辦事，又到過小西洋本噶蠟等處屬國地方料理過事情。”譯文的最大問題是完全扭曲了文書的性質。這篇文書的譯者是廣州行商通事，他是按照常見的進貢表文來翻譯的，因此通篇都將英國置于番邦小國的定位。鄙俗含混不僅僅是譯者水平有限，更受制于立場，所以對皇帝要極盡恭維之能事，對英國則要力言其卑微渺小，與國書原文可謂南轅北轍。

當然，在今天的絕大部分文本翻譯中，如此極端的扭曲相當少見，更不會被提倡。但它以一種最激烈的形式傳達了一個涉及譯者主體性的普遍問題：我在做的是什么事？是勸告，是陳述，是講解，還是宣布？在一切知識背景和文體考量之前，這永遠是先決性的總問題。

《如何形成清晰的觀點》

[美]查爾斯·S. 皮爾士/著

韓露 /譯

巴別塔文化|天地出版社

2019年11月

譯者的立場

既然提到了立場，又是外交場合，那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政治立場，尤其是忠誠問題。馬戛爾尼最倚重的譯員李自標出生于甘肅省，來華前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一所神學院（今中華書院）學習，已經取得神職人員身份，恰逢馬戛爾尼尋訪譯員，便加入使團。李自標盡管不懂英語，文言文水平也比較一般，但用漢語與中國官員溝通不成問題，且熟練掌握拉丁文，能夠與出身貴族的馬戛爾尼等人交流，可以將拉丁語文書翻譯成堪用的書面中文。使團大部分成員對他評價頗高，馬戛爾尼認為他“是一個十分理智的人，意志堅定，具有良好的個性”。

然而，李自標來華的最主要動機其實是傳教，這與馬戛爾尼的通商目標并不總是一致的。由此帶來的最大風波是，李自標曾瞞著馬戛爾尼，以口頭方式向朝廷請求改善中國天主教徒的待遇，結果立即引起乾隆的警惕，向使團下發了措辭嚴厲的敕諭：“至于爾國所奉之天主教，原系西洋各國向奉之教……即在京當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準與中國人民交結，妄行傳教，華夷之辨甚嚴。今爾國使臣之意欲任聽夷人傳教，尤屬不可。”馬戛爾尼自然一頭霧水，但最終也沒有懷疑到“誠實且能干”的李自標頭上。雖然從上帝視角出發，我們知道馬戛爾尼追求的通商目標也不可能獲得清廷應允，但李自標的自作主張仍然對使團造成了不可逆的危害。

不過，“立場”一詞的理解可以適當寬泛一些。立場，就是希望某一個人或者一群人變得更好。李自標濫用自己的語言能力和譯者身份，這無疑是自私的，充其量只是為了天主教徒這一個群體的利益，哪怕他真誠地堅信天主教是唯一的真理。這不是一名譯者應當采取的心態。相比之下，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皮爾士在1878年《大眾科學月刊》上一篇題為“關于偶然的學說”的文章里的一句話頗得我心：“無限群體的利益、認同這種利益至高無上的可能、對思想活動無限延續的希望，這三個方面[是]邏輯不可或缺的要求。”

這本探討邏輯學、數學、物理學、進化論等科學議題的小書里有一條貫穿的暗線，那就是理性思考不是單調僵死的觀察、歸納和演繹，而必須至少相信自己是為未來將會出現的無數人類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信念本身是無理可循的，尤其是對我們這些早已在無數小說電影中見過人類毀滅或者瀕臨毀滅的21世紀網民來說。當然，在大多數翻譯實踐中，這樣崇高的理想不會浮現在譯者的意識里，有時甚至可能與眼前的利益相悖。但在我看來，皮爾士的表述恰恰表述了一位譯者的理想立場。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