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知青，讲知青，纪念知青。让我们一起倾听知青的故事，感悟历史中的人、人的历史…...壮盛时期，努力而为，毁誉参其半 从初到山村到1970年头约两年，是绵治知青团体的壮盛时期。
它的成员按6人左右一组疏散在十几个生产队里。团体的卖力人主要也是精神上的，在上山下乡后思索和追求真理的运动、在大部门团体公益和公共运动中被大家自动认可的。我们团体在壮盛时期有下述种种事迹。
学习 自发地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是团体最突出的运动。首先，念书，真读，真写眉批，真记条记。这方面最执著的是月朔的小学弟武闽华。
他的念书条记最多。有一次他给郭沫若写信严厉品评其所著的《李白与杜甫》，不久郭沫若让秘书回信谢谢品评，并给他赠书。
武闽华厥后没有走上学术之路，他现在是漳州市一家对外商业和研究生长都相当不错的钟厂的老板，我们团体中为数不多的企业家之一。再则，是模拟毛泽东的学习生活。
趁随处都有知青同学，我们经常步行四、五十公里，到邻县长泰知青同学住地，“观察会见”。观察陈诉就刊登在我们模拟《湘江评论》而开办的油印小刊物《中华后代》上。
这个小刊物大受各地知青接待。1977年恢复GDOKAO后，我们团体的绝大多数人，包罗初二的同学，都考上大专院校，我们很庆幸，总算以不懈的艰辛努力，夺回了一部门原本已注定要损失的时间。我自己学习的获益就更多一些。
绵治的念书生活，是我文革梦醒的开端。1969年底，我写了一篇自娱的文章，叙述林彪的巅峰论不切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文章的稿本被我插在后裤袋丢失了，成了一块大心病，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头上，加上1971年7月导致我被审查的“清查五一六”的中央文件是林彪签发的，所以，当1971年10月我坐在大队用土坯垒成的礼堂里听公社干部张荣标用一种突兀的声调宣读林彪叛逆的文件时，真有一种满身舒坦、飘飘欲仙的感受。
一个月后，我脱离绵治，开始了曲折而充实的人生新旅程。 掌权 从1969年6月到1971年底，绵治大队开始了一段掌权在生产队实际上掌权的时期，十几个有知青的生产队，险些全部由知青担任副队长（或者叫政治队长）和会计、出纳。知青掌权绝不是一句轻飘飘、容易说的话。首先，当队长的知青不光都是66、67届高中的高材生，而且从农民的角度看也是顶呱呱的料，是我们知青中的“形象牌”。
如漳州一中的张梓萍、陈维明，漳州三中的章炜风、黄飞潜，个个虎背熊腰、眼光如电，羡煞山村小姑，人人是“乱抛也赚十分（工分，为满分）”的主，挑起二百斤的谷子健步如飞，折服如牛壮汉。其次，知青队长对农活都十分投入，半年之中“犁、耙、播、割、摔、担”，样样醒目，在很有权威色彩的浸种、“撒秧”（往秧田里撒稻种），也玩得溜溜转，老农在一旁赞不停口。在两年多的掌权时间里，知青队长们的“政绩”是不太显赫，只不外是使生产队增产了几十万斤粮食，使社员的工分值增加了几毛钱。
可是，只有同履历的人才明白这几十万斤粮、几毛钱工分值的分量。每一个队长争得“这么点儿”政绩的遭遇和所耗的心血，都足够写一部几十万字的书而有余。 劳动 在整个下乡历程中，对知青灵魂和肉体最深刻和永久性影响的，莫过于那种近乎于残酷的劳动了。
绵治知青作为先进团体成员，有外在的压力，作为主动的唐 吉珂德式革命者，有内在的动力，所以，在团体的壮盛时期，每一小我私家都是毫无保留地投入这种劳动。绵治的田间，冬冷夏热，两头都令人难于忍受。夏热就以农民谈虎色变的“挖蒿”来说，果真有骇人之处：“挖蒿”，就是在单季稻里套种的双季稻收割以后，用锄头把双季稻的茬挖翻，再用脚踩到泥水下。干这活时，正是全年最热的时候，单季稻已长到齐腰高，稻叶边齿尖锐，所以挖蒿人必须身穿长衣长裤，双手还必须套上纱布套子，套子长及上臂。
挖蒿时，为避开烈日，破晓3点就上山干活，但要干完计划的活，仍要干到近午甚至过午，这样，人就得在烈日下暴晒4个小时以上。此时，田里水汽腾腾上扬，头上汗水沸沸下洒，稻茬甩起的泥水噼噼叭叭砸满头脸身腿，到叶齿锋频频穿透衣套、割伤皮肤、连下巴有时也不能免。斗笠扣住的耳鼻脸上，顿觉昏嘈一片，窒息难忍，热雾蔽日。泥水淋漓的身躯只觉似火烤水灸，欲裂欲爆。
机械行动、惯性前行踉呛踢踩半天下来，卸去泥衣，揉抚痛痒交加的身躯，你会只剩下一个直觉，刚刚脱了一层皮。收获季节，挑谷回村，成千上万的台阶，一步一喘，肩如残絮，腿似重铅，两个小时捱回村来，湿发贴额，什么话也不想说了。以我们“红湖”生产队为例，张梓萍一百三、四十斤体重，谷埕挑谷一担200斤，一天得挑数十担，10公里山路挑谷150斤，他拿十分工分没有一个农民哼一声。
可是，两年多下来，气管受损，至今未愈。我体重100挂零，谷埕挑谷150，10公里山路挑谷126斤。其他同学，其时就有病的陈文豪，个子较小的陈亚钟，身体较弱的女同学彭众帆等，没有一个示弱的，但险些都累病累倒。
撰写短篇绵治知青纪事无异一种苦刑，因为提及一些人，不提及另一些人，会使身心因歉憾而作痛难抑。 扑山火 比劳动更能显示绵治知青团体战斗力的，是多次扑灭山火的行动。
似乎是要和壮盛的知青团体较量，1969年到1971年，绵治山区一连发生山林火灾，有时候竟达一个月两、三次之多。知青团体到场过的灭火行动，少说也有十次以上。有一回扑山火，我和邻队知青郭枝兄弟、赖青青等，由青年农民枝仔领导追踪一处火头。
火场有个特点，由于山火影响，山地气流紊乱，风向飘忽不定。我们所追的火头，突然转向向我们卷来，我们仓皇退却，不意随一条“牛路”陷入一处“老莞”林，只见莞叶蔽天，残茎横地，脚踩下去，不着泥地，只能在数尺深的“莞真”茎叶厚层艰难地跌绊爬行。烈焰在后，眼看葬身火窟、而且绝对是尸骨无存的惨祸已不能免。
有一句话说，士兵在战场上，生死看得很淡。果真如此，现在追念，其时已绝对身处绝境，大家并不特别惊慌，只是一个劲儿地想着走出去，走出去，其他什么也没想。可见那么多文艺描绘，人之将死，其想也多，并不是事实。
厥后风向又转，赐我们名贵的几分钟，我们终于发现出路，拽住另一面坑边垂下的几丛莞杆，鱼贯爬出，捡回一命。几分钟后转头望去，适才一伙人在那儿苦苦挣扎的地方，已是一片火海。
事后，没有相互拥抱，没有碰杯（碗）庆祝,也没有纪录其事，所以今天写来，全然不记得准确的年月日。蹈死地而不知死之将至，为士兵，我们是真当了一回士兵。 做好事 好事之一，救死扶伤。这种事，知青忘不了，农民也忘不了。
“红湖”生产队长邹珠豆病危，绵治无药，药在另一个偏远的乡村。夜幕降临，女知青彭众帆竟悄然找到一辆自行车去取药，待到大家发现，她已上路几小时，夜行深山公路，百里求药！19岁的少女，正是瞥见老鼠也尖叫的年事。
百里盘山夜路，松涛、虎啸、狼嚎，什么没有？想一想头皮都发麻，甭说走。社员们一听，二话没说，手电、火炬，一齐出动，一路呼唤，找了一夜。就这事，几多年说者动容，听者动容。
“红尖”生产队长邹香如，蛔虫穿胆，死去活来，郭枝、陈荣韬等知青戴者眼镜，抬担架连走夜路10公里把病人送到九龙江北溪渡口，这路可是小路，坡陡、草长、石滑，白昼走，空手尚觉不易，况且晚上走，况且戴眼镜，况且抬担架！好事之二，送医送药。绵治也有光脚医生医疗站，但只有一、两名光脚医生，知青团体漳州三中的郑志中、乔悦伦，漳州一中的林世芬、林素仁，都成为绵治驰名一时的光脚医生。
他们自备医书，认真钻研，掌握了不少常见病的防治方法。那几年，绵治村头村尾经常可以一见的情景，就是几位知青光脚医生行色急忙，奔走于病家之间。好事之三是为青年农民义务脱盲。知青团体在不少生产队里，都以小型识字班的形式，为失学的青年农民，特别是女青年脱盲。
与光脚医生服务一样，识字班也是纯义务的。生产队和学员都不用付任何酬劳给这些水平不低的老师，倒是这些老师有时还得掏腰包给学生买识字本、训练本和笔。有一件事仍影象犹新。
在绵治，当地的一种黑猪往往要喂养两年才气宰杀，而且不外一百多斤，而漳州地域喂养的一种白猪一年就可以到达二百多斤，我们把在绵治推广喂养这种白猪作为一件好事来做，效果却令人啼笑皆非。原来漳州白猪畏寒，在绵治这样平均气温远低于漳州的山区喂养基础就不合适，死亡率高不说，生长速度也大大低于当地黑猪。
于是，绵治村里就泛起了一些哆哆嗦嗦、尖嘴猴肋的“小老头”白猪。这真是一次真正的“滑铁卢”。
青岛知青网»论坛›知青之家›知青印象›[转帖]悠悠往事知青梦一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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